嘉靖时期，明世宗对佛教的反感与士大夫对藏传佛教僧人在朝廷中影响力的忧虑

嘉靖时期对藏传佛教的忧虑与限制

明武宗晚年可能已经意识到后来之君要对他崇信的藏传佛教僧人进行打击和限制，因此留有遗旨“……豹房番僧……俱放遣。”［5］955嘉靖时期，明世宗对佛教的反感与士大夫对藏传佛教僧人在朝廷中影响力的忧虑，对藏传佛教采取限制方针，在京藏传佛教僧人封号多被降低，大批僧人被从北京送回边疆地区。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僧人的朝贡被限制到很小的规模，其在朝廷中已无明显影响，藏传佛教政策服从于边疆政策。

明世宗，即嘉靖皇帝，他在位时以崇道排佛而著称。由于明代诸帝多崇信佛教，所以在宫中也雕塑了许多佛像，并供奉佛骨等物。明世宗对佛教的整饬，首先即从毁刮宫中佛像之金开始。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和清代人谷应泰的《明纪事本末》都记载了嘉靖初年下令毁刮宫廷金屑之事，“毁刮金屑一千余(两)，悉给商以偿宿逋”［15］。对于藏传佛教，他查革在京藏僧封号，予以淘汰斥逐。早在他即位之初，就下令对正德年间“传升”“乞升”藏僧“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肴”［5］956。世宗对于藏传佛教僧众发往“烟瘴地面卫”充军，“遇赦不宥”［16］，从明代充军的历史看是相当严厉的①。同时，禁苑北墙下大慈恩寺，“为西域群僧所居”。明世宗“诏所司毁之，驱置番僧于他所”。终嘉靖一朝，基本上没有再封授藏僧，京中藏僧斥逐殆尽。史称:“世宗立，复汰番僧，法王以下悉被斥。后世宗崇道教，益黝浮屠，自是番僧鲜至中国者。”［1］8579

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对于统治阶层越来越严重的崇信宗教等事表现出较多忧虑。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大学士杨廷和等上疏曰:

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尽善，惟在前后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尝具启请于昭圣慈寿皇太后，务选老成谨厚内臣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经先朝随侍遗奸不得滥与。又尝极言异端左道亟宜痛绝。顷条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其一谓斋蘸祈祷必须预绝，其端不可轻信。累千百言，具书殿庑。今乃无故修设斋蘸，日费不赀，至屈万乘之尊亲莅坛场。此皆先年乱政之徒芟锄未尽，妄引番、汉僧道试尝上心。夫斋蘸之事，乃异端诳惑，假此为衣食之计。佛家三宝、道教三清，名虽不同，一虚诞诬罔，圣王所必禁也。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则饿死台城，一则累系金虏，求福未得，反以召祸。又如近日刘瑾、钱宁辈崇信佛道，建造寺宇极其华美，皆杀身忘〔亡〕家，略不蒙祐，则其无益有损不待辩矣。然则行香拜籙之劳，孰若移之以御讲筵?设蘸修斋之费何不移之以周穷困?臣等职在辅导，不敢不尽其愚。惟陛下留神采纳，斥远左右奸人及远人僧道，罢停斋蘸，清查一切冒滥恩赏，实万世无疆之休。［5］972—973

九卿乔宇等亦言:

陛下登极诏书首正法王、佛子、国师、禅师之罪，搜访内府宫观出入诱引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号，及新建寺宇尽行拆毁，邪正之辩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内建立坛场，溷渎神明，烦劳圣体，不可之大者也!且夫天生圣人为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神人之和应之。即如往者祷雨乞雪之事，皆由陛下一念精诚，随感随应，何必佛力可以禳灾，道经可以修福!今天灾屡见，四方多警，民贫岁凶，官无羸积，而斋宫赏赉日增月益，此其去正德末年复能几何?臣等窃为陛下忧之。［5］973—974

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对于自正德以来认为太监误国、诱引皇帝崇信藏僧之恶事，在御史等官吏上奏后，虽稍有宽大，但对犯事太监及藏传佛教僧众均给予了较为严厉的处罚［17］。诸如:

初，御史李美、给事中陈江劾奏取佛太监刘允等。上召还允，命疏番僧姓名以进。允既至，有诏勿问。于是，江西道御史陈克宅等数允十罪，请下允狱，及诸随行取佛者并付理官正其罪。六科给事中许复礼等亦以为言。上曰:“此曹蛊惑引诱，欺君虐民，骚扰地方，亏损国课，罪诚深重。允姑降四级，罢还家。奸僧已获下狱者，亟论罪如法;未获者，令所在捕得，械系至京重治之。诸从行取佛者，悉下发司问。”［5］958—959

礼部参奏剌麻禅师领占札把〔巴〕等二十七人及通事序班金通诸不法事，请逮治以彰国法。上乃命抚按官械送法司严鞫，既而获，具法当论死。得旨:“俱法烟瘴地方充军，遇赦不宥。”［5］959

同时，藏传佛教僧人的朝贡在这一时期仍是多有违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五月，以乌思藏等处番僧领占坚参等三十八名各袭国师、禅师、都纲、剌麻职事，驳回查勘喃哈坚参等三十一名。礼部对此事分析并作出如下建议:

今岁入贡番僧中，多去年已赏，今次复来。或同一师僧，而袭职异名;或同一职衔，而住坐异地。请以后新袭诰敕，俱开住坐地方及某师某名，不得混冒。又诸番节年袭职，守候诰敕日久，辄令带原赉诰敕回番，待后入贡之年赴京补给，以故诸番得假借冒顶，夤缘行私。及今不处，则旧诰、旧敕终无销缴之期，非但夷情怠玩，抑且国体未尊。请以后番僧袭职，令将原赉诰敕纳还内府，不得如故赉文簿一扇，将各僧赉到旧给诰敕所载师僧职名、颁给年月及今袭替僧徒名字、住坐地方，分别已未领有新诰、新敕，逐一登记，备行布政司，照式置造。如系应贡年分，即以前册查对。如系年代久远，果有老病，方得起送承袭。如已袭未领诰敕，许起送一、二人。其余无得滥放。［5］1031—1032

在明廷的整治下，藏传佛教僧人的朝贡被限制到了弘治以前的水平，大致依照礼节接待。藏传佛教僧众朝贡大多能依例行事，但违例之事仍然不时有之，鉴于西藏地方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特殊性也一般不予以追究。嘉靖四十三年(1565年)十二月，“番僧蛇牙藏等入贡至一千一百余人，礼部以人数多，请量给赏，而严各边传送之禁。”［5］1056为此，嘉靖皇帝专门下诏:“自今边臣起送番僧入贡，悉遵成化、弘治故事，限数入边。如有违例滥送者，罪之”［5］105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